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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普《中國青年報》(2014年12月30日11版)
  人生已進三十歲,今年第一次有了天塌下來的感覺。但塌下來了,自己還得硬撐著。
  那天天氣不錯,早晨的陽光透過陽臺玻璃,灑了一地板。老婆在廚房做飯,兒子抱著一個玉米專註地啃著。我收拾東西,打算去上班了。
  只是腦子搭錯了一根弦,覺得才一歲多的孩子吃玉米太多了,不好消化,不能再吃了。和他商量,當然無果。兒子已經進入叛逆期了,說什麼都不會聽你的。
  我失去了耐性,直接從他手裡奪過玉米。他“哇”一聲哭了,嘴裡還含著玉米粒。
  晚上八點多,我們一家三口便在兒童醫院的急診室里了。兒子早晨哭時,我立即意識到自己的錯誤,趕緊讓他把玉米粒吐出來。這次他聽話了,哭著吐了。我觀察了一下,覺得沒事,便去上班。結果,下班後,老婆說,兒子呼吸時喉嚨里總是噝啦噝啦地響,懷疑還是吸進東西去了。
  兒童醫院離我家很遠,加上北京擁擠的交通,出租車走了一個小時才到。空氣里,是北京特有的霧霾味,老婆身心俱疲,又開始暈車,終於在快到醫院時,吐了出來。
  然後是掛號、檢查、拍片子、等待。兒子不願看到醫生,見面就哭。好在,急診室的三樓有個兒童活動角,看著角落裡的企鵝,一直哭泣不斷的兒子終於平靜下來。但我倆的心,依然揪著。
  片子終於出來了。醫生看完後,先沒說話,面無表情地拿過一張白紙,在上面畫了一會兒,像是一個三岔路口。他拿著筆在右邊的岔路口上點了下說:有殘渣吸進支氣管了,就在這個位置,得做手術。說罷,又拿出一張風險告知單,一條一條畫對勾,每個對勾後面,寫的都是最壞的結果。
  我倆一下子就蒙了。老婆開始哭泣,兒子看到她哭,也哭了起來。我只好用殘存的理智勸她:醫院總是把最壞的可能說出來,也算是一種推卸責任嘛。我說得很輕鬆,但總是下不了決心要做那個醫生口中危險重重的手術。我滿世界打電話,通過朋友找朋友,找不認識的醫生,希望能提供一個專業建議:到底要不要做。
  遵醫囑做手術,是理智告訴我的唯一答案,但恐懼卻令我無法選擇。就是那一刻,我覺得天塌下來了,黑漆漆的夜籠罩在四周,我站在急診室外面,翻著電話簿,滿心絕望。我想了最壞可能出現的畫面;我不斷地給朋友通話;我開始祈禱;我還得假裝平靜,給老婆以支持……那一晚,我痛恨自己痛恨到了極點。耐心,如果我當時稍有耐心,情況便不會如此。
  做父母的,很多都有過類似痛恨自己的時刻吧。當然,像我這樣,把孩子置於險境的還是少數,更多時候,我們會因為孩子做出不順遂己心的舉動,而失去耐心,大吼大叫,甚至動用暴力。最後,孩子驚慌失措,放聲大哭,我們則滿心愧疚。
  怒氣沖頂的那一刻,我們常常忘記了,面前站著的,只是個孩童,他根本不懂得大人的邏輯,不知道牆壁不是畫畫的地方,不知道吃飯時要把勺子端平以防米粥灑落,不知道玩完的玩具要放回原位,不知道袋子里的大米並非玩具。甚至,你沒辦法跟他解釋清楚,他都不知道你在說什麼。
  一兩歲的孩子,還什麼都不懂,我們卻急切地,用大人的標準去要求他了。看著被塗亂的牆壁抓狂,因為他玩得滿身是水而生氣,甚至,不由分說,奪過他手裡的玉米。我後來在天涯上看到一個帖子《有沒有年輕媽媽像我一樣,對孩子突然會很沒耐心,暴怒過後又很自責》,裡面有各種調皮的孩子和失去理智的母親。我想,父親們也好不到哪裡去,只是他們看孩子的時間相對較少罷了。
  龍應台曾經寫過一本育兒的小書,《孩子,你慢慢來》。但其實,“慢慢來”這三個字應該對著父母說才對。放慢自己的步速,放慢自己的思維,放慢自己抬起的手。
  那天,兒子終究還是幸運的,當我終於下定決心做手術後,醫生順利地從支氣管里把一塊玉米殘渣取了出來,他依然面無表情地把那一小塊東西交到我的手裡。我細心地用紗布包好,保存起來,權作教訓。
  麻醉中未醒的孩子,則被送回到媽媽的懷抱里。已是半夜,他蜷縮著,好像當初在子宮裡的樣子——他應該都不知道,剛纔發生了什麼,也不知道,這一切都是源於早晨的那場風波。對這個世界,他還什麼都不懂。  (原標題:下一次,爸爸會慢慢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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